从司法实践来看，基于抢劫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，对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的数量占全部死刑案件的三分之一，因此，控制抢劫案件死刑的适用对我们贯彻“少杀、慎杀”的死刑政策尤为关键。应当在遵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，结合抢劫罪的客体构成、危害结果、犯罪情节以及共犯人的主从关系等方面，对抢劫犯罪嫌疑人进行准确量定刑罚，做到既能有效打击犯罪同时又能控制死刑的适用，这既是学者应当研究的课题，也是司法人员要努力的方向。

　　1、政策激励引导，以宽济猛，自首立功者少杀

　　在抢劫致人死亡案件中，被告人有自首、立功情节的，一般不适用死刑，这样有利于发挥自首、立功制度节约资源、感召投案、激励悔过、分化同伙之功效。当然，如果被告人的犯罪情节、后果特别严重，主观恶性深、人身危险性大的，也可以适用死刑，不过，这只能作为例外。

　　例如，刘某某抢劫案。刘某某值班时发现胡某某、孙某某从公司外街道经过，即骑车追上，持刀抢劫。因遭反抗，刘某某捅刺二女各十余刀，致其双亡。次日，刘某某的姐夫驾车途中发现刘某某，招呼上车并带其投案，警察随即赶到将刘某某抓获。本案中，尽管刘某某有送首情节，但在抢劫过程中捅死二人，属情节、后果特别严重，不应从轻处罚。

　　又如，杨甲抢劫案。一日晚6时许，杨甲潜入同村从事储蓄代理业务的杨乙家院内厕所，趁杨乙上厕所，持铁锤猛击杨乙头部数下，又闯入屋内猛击杨乙妻头部数下，致夫妻双亡，后劫走1.2万余元。杨甲后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，其间主动供述了杀人事实。杨甲虽自首，但致死二人，兼有入户抢劫、抢劫数额巨大的情节，属情节、后果特别严重，不应从轻处罚。

　　再如，张某某抢劫案。张某某系抢劫累犯，一日凌晨1时，骑摩托车尾随骑电动车下班回家的齐某某，途中将齐某某踹下车。齐某某呼救并咬破张某某的手指，张某某摔倒齐某某并猛踢其上身，将齐某某挟持棉花地里奸淫，后劫走500元的手机。当日上午8时，齐某某尸体被发现。张某某另抢劫过一部手机，其归案后检举他人盗割电线的犯罪。张某某有(一般)立功的情节，但在抢劫过程中奸淫被害人，且系抢劫累犯，属情节特别严重，人身危险性大，不应从轻处罚。

　　2、刷新治理观念，以私辅公，被害人谅解者渐少杀
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考虑到犯罪性质的严重性，抢劫案件一般不适用赔偿从宽、和解从轻的原则，因而基于被害方接受赔偿、同意和解而不判处死刑的仅属个例。出现这一状况，主要受制于观念和理论上的障碍，如不判处死刑是“花钱买刑”;只有国家才有权决定刑罚，被害方不能处置刑事部分;和解只能适用轻罪案件，等等。对此，有的学者指出，长期以来，国家垄断刑罚权(自诉案件除外)，定罪量刑只狭隘地从国家利益出发，难以顾及被害人的感受与要求。抢劫罪属于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，通过刑事和解结案，在凸显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同时，对被告人适用死缓，留下一条生路，也体现了司法文明。[13]实践表明，不花大气力借助理论倡导、舆论引导排除这类思想和行动上的障碍，抢劫案件限制死刑适用的进度会大打折扣。

　　当然，排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故应循序渐进，逐步放宽抢劫案件适用赔偿从宽、和解从轻原则的范围和对象。在当前社情民意的实际状况下，还应规制限制适用死刑的条件，例如，只能适用于特殊个案，主要是因亲人被抢劫致死，被害人家属陷入生活困境，出于自愿并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和解意图并接受赔偿的情形。

　　例如，庄某某抢劫案。庄某某骗乘了周某某驾驶的出租车，途中持折叠刀朝周某某头部猛刺一刀，搏斗中又捅刺十余刀。因周某某将刀夺走，庄某某逃离，不久又返回，看见周某某在打手机，即上前抢夺并捡拾砖头打击头面部，致周某某死亡。庄某某劫走出租车(55554元)，因途中撞上水泥墩，遂弃车而去。庄某某的亲属竭力筹集到32万元用以赔偿，解决了被害人高龄父母和妻子及两名幼女的生活急需(各16万)，被害方也出具谅解书，同意对庄某某从轻处罚。庄某某采取刀捅、砖砸的手段杀害被害人，且抢劫数额巨大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，但其家属积极代赔，被害方在所提数额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出具了谅解协议。此时，如果判处死刑，看似简单，也无可厚非，但会置被害方于水火，因为即使国家予以救助，最多也只能给几万元，无异于杯水车薪;相反，作为个案，认可谅解协议而不适用死刑，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方的权益。

　　3、划清共犯主从，一视同仁，致死一人不夺多命

　　对于共同抢劫致人死亡案件，要从犯意提起、预谋、准备、行为实施、后果及赃物处理等方面综合考虑，分清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，区分出谁主谁次谁从，谁是直接凶手。共同致死一人的，一般只对一名被告人即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适用死刑，不判处二人以上死刑。例如，卢某某等抢劫案。卢某某、叶某某驾乘摩托车拦住骑摩托车路过的刘某某，卢某某持扁担猛击刘某某头、颈部数下，致刘某某颅脑损伤死亡。卢、叶抢走刘某某的价值3500元的摩托车及头盔。另外，卢某某还伙同他人抢劫两次，抢走摩托车两辆(共计价值1600元)和一部价值100元的手机。本案系二人作案，但卢某某系直接凶手，另抢劫两次，对其应当适用死刑。

　　另外，对于这类共同抢劫案件，如果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因系未成年人不判处死刑，或因具有自首、立功等情节而判处死缓以下刑罚的，也不能对其他作用较次的主犯适用死刑。还有，有证据证明或者不排除在逃同案犯的罪责大于在押主犯的，不能对在押主犯适用死刑。

　　4、坚持证据裁判，补强排疑，不达标准者不杀

　　抢劫案件限制死刑适用，除了从实体法、程序法入手之外，从证据上加以努力应当成为新的“兴奋点”，这恰恰是目前死刑限制的理论和实践中研究、做得不够之处。裁量死刑，必须贯彻证据裁判原则，把好案件的事实关和证据关，切实落实修改后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3条第2款对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细化要求，即“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;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;综合全案证据，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”，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。对于案件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，才能定案，也才具备了适用死刑的必要条件。